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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谁教他怎么骂的

“西安事变”事变后,蒋介石就将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囚禁起来。此后,张学良一生失去自由,杨虎城则于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。

令人敬佩的是,周恩来总理一直把张、杨两位将军的事放在心上。除了多次呼吁蒋介石政府释放两位将军之外,他还对两位将军的家人关怀备至。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就曾多次得到周总理的关心照顾,令他感激至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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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6月26日,蒋介石悍然撕毁“双十协定”和旧政协决议,向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,挑起了全面内战。

由于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,党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团工作即将结束。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6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,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内战罪行,并于19日返回延安。

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,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“西安事变”十周年之际,在延安召开一个纪念大会,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,由周恩来讲演。

周恩来让有关人员通知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参加大会,并作大会发言。杨拯民那时在鄜县茶房镇洛川特委工作,接到电话以后连夜赶到延安,并准备讲话稿。

第二天上午,会议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,还来了两个美国记者。开会前,杨拯民在礼堂的第一排座位上见到了周恩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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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暄之后,周恩来对杨拯民说:“你今天要狠狠地骂他一顿,我的讲话还得有个分寸。”周恩来在说话时表情非常严肃,非常气愤。

杨拯民用力点了点头说:“我憋了十年的气,今天要放。稿子请西北局看过了,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。”

于是周恩来接过杨拯民的讲稿,看了一遍,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,然后将稿子交还给杨拯民说:“行了,没有什么大的修改,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。”

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致词完毕,周恩来上台讲演,他用激愤的语调,揭露蒋介石的种种伪装,谴责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,怒斥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,讲得有理、有力,处处击中反动派的要害。

周恩来讲演结束后,会场上爆发了一阵斥责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强烈怒吼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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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为杨虎城长子杨拯民

此后杨拯民上台讲话,把蒋介石痛骂了一顿,将十年来一直憋在他胸中的怒气尽情释放出来。

会议结束后,周恩来又找到杨拯民问了杨拯民最近的工作情形,当他知道了杨拯民昨天赶了150里路到延安,就对杨拯民说:“你下午好好地休息一下,晚上到广播电台去再骂他一顿。”

他还指示杨拯民要把讲稿压缩到20分钟以内,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帮杨拯民改一下稿子。

由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,这次大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。

1949年末,杨拯民回到西安,不久就听到了重庆解放和其父杨虎城将军遇难的消息。杨拯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当即请示了总理。总理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,并对我说:“这不是你的私事,是党交给你的任务,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,揭露国民党的残暴。”同时总理还关照一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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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与张学良四弟张学思将军

1949年12月16日,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分别给杨拯民及家人致唁电。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大殓之后,于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举行盛大的追悼会,以后从重庆到西安沿路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,使全国人民更加激起了对蒋匪帮的仇恨。

1961年12月12日晚,周恩来安排了招待会,纪念“西安事变”25周年,有关的东北、西北方面的知名人士共二十余人到会。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、四弟张学思都参加了。

席间,周恩来讲话,表达了对“西安事变”,对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。

张学思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反动派篡改过的所谓《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》,情绪异常激动,在给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,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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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,他深情地说:“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,不是我个人的。25年了,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,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,没有自由,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?”

杨拯民听了总理的话,心情非常激动,克制了一下自内心的激动和感激之情,对总理说:“多少年来我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,但有一件事总不甘心,请总理考虑。”

周恩来说: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”

澳门新葡亰,杨拯民说:“关于“西安事变”的真象,到现在还众说纷纭。为了批驳蒋介石的《西安半月记》,我们应当把“西安事变”的真象整理出材料来。现在不抓紧,过若干年有些人就不在了,就不好搞了。”

这个提议一说出来,马上得到当场东北、西北的人士的赞同。周恩来说:“你这个意见很好,最好由三方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。”他当即指派统战部长组织这一工作。张学思因伤感过度,未能终席,到休息室去休息。散席后,总理专门去看望他,安慰备至。最后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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